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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共和党人也已经“倒戈”。到目前为止，有三名共和党参议员——Cory Gardner（科罗拉多州）、Susan Collins（缅因州）和 Lisa Murkowski（阿拉斯加）呼吁立即结束政府部分停摆状态。共和党策略师Doug Heye表示，如果其他参议员开始感受到选民的压力，他们可能会迫使McConnell采取行动：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中心研究员栾稀在今年年初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债转股落地率只有10%，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个别地方报批慢，还有就是资金不到位。此次定向降准可释放5000亿元资金，同时以1：1的规模撬动社会资金参与，也就意味着债转股资金不到位这个老大难问题在一定程度得到缓解。不过，对于此次定向降准的实质影响，一位国有大行债转股子公司高管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并没有看到相关细则，债转股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运作，落地依然需要过程。

看似调整后的重组方案，业绩承诺总额增加了近8个亿，还增加了一年的业绩对赌。然而对比两次重组方案，不难发现除2021年前面三期承诺净利润，几乎每年都下调了1~2亿元。况且，根据万达影视2018年1—7月的业绩状况，5.6亿元的净利润与7.63亿元的承诺净利润虽相差不过2亿元，但万达影视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电影业务2018年8—12月份预计利润总额为-1565万元，这还是在下半年《我不是药神》、《西虹市首富》两个爆款集中撑腰的情况下。

也有人认为，“万科的销售并不差，加上王石透露万科的年报非常好，并不存在降薪。”万科方面回应称，调整前后多数人的薪资是不变的，不存在普降或普升。调整是为了及时匹配人员岗位的责任变化，能够有上有下，也不再论资排辈，组织也更加灵活。销售冠军碧桂园，今年已经多次进行组织架构调整。

互联网经济和科创实力均不算前沿的香港，其资本市场为何能对互联网新科技公司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追根溯源，还是与阿里当年与港交所“擦肩而过”产生的巨大“刺激”有密切关系。几年前，由于未能满足香港《上市规则》所设定的条件，阿里巴巴的千亿美元 IPO 被迫放弃香港，改道美国。港交所错失了当时的阿里巴巴，随后的教训也是深刻的——远赴纽交所上市之后，阿里创造了资本市场历史上最高的IPO纪录。

跟传统产业相比，我们对新业态认知不够，缺乏有效发展措施。对新业态要加强学习，放长眼光、遵循规律，给予更大制度空间和政策支持，不仅“扶上马”，更要“送一程”，绝不能“一棍子打死”。产业配套要更完备更贴心，产业集群发展才有生命力和竞争力。基础设施配套也很关键，当年阿里巴巴建设总部时，杭州专门为他们配套了地下停车场、人才公寓，开通了马路出口，还启动千岛湖引水入户工程。浙大老校长潘云鹤说，能够喝上这样的水，还有什么人才吸引不来。创业孵化要更专业更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