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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还要求跳发球球员落地后不允许踩线，丁文彬认为这项改革对男排影响会较为明显。“这个规则也是值得商榷的事情。如果这么规定的话，对男子排球来说就大大降低了发球的攻击性。观赏性会随之大打折扣。在以后的比赛中，可能更具攻击性的大力跳发球会逐渐消失在比赛当中，大家都会改用跳飘球。”

首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有利于彰显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虽然政府专项债务收支记在政府性基金预算名下，表面上看不属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但由于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均用于扩大投资与支出，因此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本质还是一种财政扩张，理应属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理论诠释与实践要求看，积极型财政政策须与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并向而行，且在机理作用上相辅相承。比如地方政府发行债券，需要足够的流动性支持，这就需要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同样，市场流动性比较充裕时，财政政策必须发挥导流作用，否则流动性就可能滞留于金融体系或发生错配。也正是如此，相比货币政策有可能出现流动性传导机制不畅，财政政策更易促成增量资金与实体经济的对接，并产生显而易见的投资效益。

同时，央企要加强重点领域日常管控。聚焦关键业务、改革重点领域、国有资本运营重要环节以及境外国有资产监管。要在投资并购、改革改制重组等重大经营事项决策前开展专项风险评估等。有国资分析人士表示，这条内容是《实施意见》的重点。不少地方省属国资委在近些年的文件中已经如此要求，现在上升到国务院国资委的层面，是重在落实和考核。

艺人该不该谈政治？演艺工作者到底该不该谈论政治？是否有失专业？在被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问道时，陈百祥认为，政治就是普通的常识，要知道什么是黑，什么是白。“政治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生的，我只是不当政治人物而已，并不代表我不懂政治。我知道我们的国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们中国人给人家欺负了一百多年，现在我们国家强起来了，想对付自己国家的那些人都出来了，政治就出现了。我没有念过大学，但我念的是‘社会大学’，我是从‘社会大学’成长出来的。我看过很多的地方，东欧的国家怎么分解开来，苏联怎么会崩溃，看过就知道了。”

第一，新机制。我们大概有7到8万员工，销售近千亿，人家说我们民营企业机制好，好吗？我认为民营企业在你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机制最好，因为你听得见炮火、看得见市场，你的执行力会很好，当你的机构大了，你有十几个企业、二十几个企业，像我们在全球各地大概有五、六百家企业的时候，有2/3的工厂我从来没有去过，有2/3的总经理他们认识我不认识他的时候，你说机制还好吗？显然有问题的，于是乎，我们提出了机制的变革是根本的，提出广泛实施合伙制。那时候就讲，第一，新建的公司全部合伙制，无一例如，第二，原有的公司能够转成合伙的转成合伙，不能够转的，我们在不能转的公司下面诞生的新公司也是合伙制。什么叫合伙制？就是共识、共创、共享、共担，首先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创造、共同的分享、共同的担当，我们有好多个公司，让管理层成为拥有者和管理者的结合，内容不要讲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意识已经过时了，我们讲你就是老板，你就是企业的所有者，你就是管理者。我们定了这样的规则，新的合伙制企业的CEO必须是股东。人家说，如果来了以后我的工资是怎样的，奖励是怎样的，我们说你的工资制订、奖励制订、收入分配自己定，因为你是老板，每个老板说把自己的工资弄得很好很好，哪个创业公司是这样的？没有哪个创业公司一开始定得非常高，因为他傻了，工资做高了，个人所得税交那么多，坐吃山空啊，定到什么程度，定到公允，定到合伙人工资定到比他请来的其他人低一些。这是第一条。到今天，我们创建超过140家合伙制的公司，这是第一条，新机制。

第三，财政政策应有效分担货币政策结构调整和促进增长的多重目标。中国同日本的相似之处，就是货币政策均具有多元目标，除通胀率外，还有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外汇汇率稳定（如防止日元升值）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行为，导致日本1990年代初对于泡沫经济的行动迟滞，最终泡沫过度膨胀。但中国同日本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政府债务压力相对日本很小，财政积极仍具有空间。所以，结构调整、扩大内需等政策目标的压力，就不必完全由货币政策承担，使得货币政策的灵活度更高。日本历史上对于广义财政（财政投融资）的利用，也导致其曾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了财政盈余状态。